上世纪90年代，基层学校和教师为改变日益猖獗的应试教育，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概念。但它的内
涵外延一直不清，人言人殊。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正式确立了素质教育的地位，将其定义为“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但并没有解
决问题。学校教育中“两张皮”的现象日益严重，基层的说法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
实实”，素质教育成为不断升级的应试教育“美丽的花边”、成为附加的向外人展示的文艺体育活动。
多年来，我国改革应试教育弊端、开展素质教育的成效不彰，我们的基础理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除
了考试评价制度、重点学校制度等需要改革，我们的教育哲学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否需要反思和转
变？

　　原因之一，“素质教育”并不是具有理论内涵、能够覆盖和解释复杂教育现象的教育哲学，而是
一种工作性的提法。应试教育则有明确的哲学基础，它是20世纪之前形成的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的传
统教学，将知识传授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形成“课堂中心、教师中心、课本中心”这样的金科玉律。
它与唯书唯上的科举教育传统相结合，孕育了当代应试教育这样的怪物。显而易见，以人为本的教育
指向了一种全新的教育哲学，以每一个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为本的教育，一定不
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不是以考试和分数为本，而是生活本位的，即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各种实际需要
组织教学，是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这就是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它源自杜威的教
育革新。

　　20世纪初，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奠定了“儿童中心”的全新价值，超越了学科中心的传
统，构建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学。1918年，美国改革中等教育，明确中学不应成为大学预科，而应当是
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即“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提出著名的“七项基本
原则”是：健康、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有效的家庭成员、基本学习过程的掌
握、合乎道德的品质、职业训练。在这种表述中，传统智育的内容仅占七分之一。新的教育理论是
“经验中心”、“社会中心”、“在做中学”等等。西方教育由此从传统进入现代。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脱胎自杜威，却是在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形成的。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
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提出“生活即教育”，“社
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命题。他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主张“
在劳力上劳心”。他认为学校不是“升学补习班”，也不是与社会隔绝的“孤岛”，新的教育应当与
民众亲近，与自然万物亲近，经验和实践是与书本同样重要的学习。他反对科举教育和照搬西方的“
洋化教育”，主张普及教育应当省钱、省时间、通俗和实用，是一种“粗茶淡饭”、“家常便饭”的
教育。生活教育的反面就是升学教育、应试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与民众生活无关”，只对考试升
学有用。因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对于矫治应试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从根本上治理应试教育，生
活教育要应对的基本问题，就是改变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的弊端，重建学校
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关系。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需要完成由知识本位到学生本位、由学科中心到生活中心的实质性转换，它
必然意味着学校教育的生活化、人文化、社会化和社区化。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教育在农村和中小学
教育中的实践，创造了以山西柳林县前元庄实验学校通过村校一体化和“三教统筹”，“一个学校致
富一个乡村”的典型经验。近年来，吉林抚松县仙人桥中学开展的生活教育实践，提出“应当提供适
合孩子的教育，而不是让孩子来适应我们的教育。”学校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阅读促进教育改善，
将那些缺乏良好习惯、行为粗野的农村孩子培养成“语言文雅，行为儒雅，情趣高雅，心灵美雅之人”，
使之成为农村孩子走向社会、安身立命的“通行证”。他们的教育目标是“为18岁做准备！”

　　作为能够统辖教育基本问题的顶层理论和现代教育哲学，生活教育不仅对于克服应试教育弊端具
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可以引领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成为指导教育改革的重要的思想和文化资
源。中国的教育现代化，需要这种高屋建瓴、能够统辖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既能够指导现实、又面
向未来的新的教育哲学。作为我国自己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现代教育文化，“生活教育”无疑
比素质教育更具理论性和科学性，应当成为指导教育改革的基本理论。